钱锺书去世后，法国总统希拉克特意发来唁函，对钱先生的过世深表哀悼，并说：“在钱锺书先生的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最美好的品质：聪明、善良、开放和谦虚。法国深知这位20世纪的文豪对法国所作的贡献。”“自30年代钱锺书先生就读于巴黎大学时，他就一直为法国文化带来荣誉并让读者分享他对于法国作家和哲学家的热爱。他极大的才情吸引了他的全部读者。”“其作品的法文译本，无论是短篇小说，长篇巨著《围城》，还是评论研究，都被我国广大的读者视为名著，受到他们的欢迎。”“我向这位伟人鞠躬致意，他将以他的自由创作、审慎思想和全球意识铭记在文化历史中并成为对未来世代的灵感源泉。”
从1937年秋至1938年夏，钱锺书曾经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学习与研究一年。与他留学的牛津大学相比，巴黎大学的学风比较宽松自由。钱锺书原想读学位，后来又打消了念头。尽管他有条件在法国延长一年，但那样很可能碰上战争。一旦打仗，恐怕就很难回国了。所以，他在法国只小住了一年。那时，在法国的中国人很多，有勤工俭学的，有留学生，还有来访问的，其中与钱锺书有过交往的主要有向达、王辛笛、盛澄华、罗大冈等人。据杨绛回忆，小说《围城》中的人物褚慎明即取材于这一时期在法国的相识。
钱锺书在法国的留学经历，使得法国人对钱锺书有一种特殊感情。不过，法国学者最钦佩钱锺书的，还是他对法国文化的深入理解和渊博学识。小说《围城》的书名，就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assiegee），意思是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反映了人性的盲目与混乱。钱先生另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百合心》的书名，也脱胎于法文成语（Lecoeurd’artichaut），意思是说人心就像一只百合，总是层层剥落，最后成为虚无。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本里曾经引用过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R．Barthes）《风格及其影像》中的一个论断，说诵诗读书都不应局限于文字的表面，即死在句下，而应该超越文字表面，去领会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因为由文字组合而成的“本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其结构“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这样一个思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e）在《写作与差异》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前几年颇引起我国读书界关注的英国小说《小世界》，以脱衣舞作比喻，也说读书就像是看脱衣舞，就在于看对方如何脱，而不在于看其脱下，因为对方一旦脱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钱先生非常看重这些当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尽管他并不赞同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却非常重视他们的某些具体论断。“百合心”这个书名，就颇有后结构主义的味道，也就是更强调过程和结构，而不是强调实质与结果，因为结果与实质总是随着结构的剥落过程消失掉。换言之，根本就没有什么结果，结果就在结构当中。而且，结果的找到，意味着认识的终结：认识终结了，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钱先生在小说《围城》里稍稍讽刺了一下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研究，因为“古史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中国古史层累叠积的最终结果，找出其原因和真相，胡适称之为“剥笋”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与“百合心”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钱先生的法文造诣非常高。他常常通过对一些法文字词和成语的辨析、运用，提示出其中的思想意义，造成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围城”和“百合心”的运用，就属于这种情况。再比如，形容一个人过分地弯腰鞠躬，他就说那得用法国俗语所谓肛开臀裂（saluerculouvert）。为了说明好事多磨只是个把钟头的玩意儿，他便说，在旧书铺里买回来维尼的《诗人日记》，看到其中一条有趣记载：在法语里，喜乐（bonheur）这个名词是“好”和“钟点”两字拼成的。形容某个女人身体消瘦，他引用法国戏剧家贝恩哈特（SarahBarnhardt）的话，说“腰身纤细得一粒奎宁丸吞到肚子里就像怀孕”。形容饿肚子，他说：法国人所谓“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还不够亲切；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长得像失眠的夜，都比不上因没有面包吃而失眠的夜那样漫漫难度。
看得出，法语文化确实是钱锺书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源泉，也是他知识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许多法语文化运用到中文写作中，可以说是达到了真正的“化”境。在《围城》里，钱先生让苏文纨这位法国里昂大学的女博士用法语来向意中人方鸿渐谈情说爱，因为靠着外国文来表达爱，正像政治犯躲在外国租界里活动，既安全又可靠。可是方鸿渐并不爱这位虽研究法国文学却作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人》论文的高贵女博士，有一次竟然急得讲起抽去了脊骨的法文：“苏小姐，咱们讲法文。我——我爱一个人，——爱一个女人另外，懂？原谅，我求你一千个原谅。”为表达放浪女人鲍小姐的南洋口音吐字不清，他写道：“东坡”两个字给鲍小姐南洋口音念得好像法国话里的“坟墓”（tombeau）。在这样的描写中，法语成为了制造情节冲突、营造修辞效果的极佳工具。
《围城》开篇的那条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debrageloone）轮船，就是一条法国邮船。而1938年钱先生回国时乘坐的阿多士II（AthosII）号，也是一条法国邮船。在小说里，钱锺书特意描写了船上的法国人，说有几个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正围着一位年轻善撒娇的犹太女人调情。这时，钱锺书便在小说中抒发议论，写道：“俾斯麦曾说过，法国公使大使的特点，就是一句外国话不会讲；这几个警察并不懂德文，居然传情达意，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比他们的外交官强多了。”
正如希拉克总统的唁函所说，钱锺书确实对许多法国作家和哲学家非常热爱。他对法国文化的掌握了解，达到了令人非常吃惊的程度。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法国文学专家罗新璋研究员曾经对笔者说，钱先生著作中提到的许多法国文学作品，他这位法文专家有许多都没有读过，甚至有些都没有听说过。罗先生说，《中国文学》杂志法文版创刊时，涉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全都请钱先生审核。有一次，法文专家巴农改了一处柳宗元散文的钱先生译文，钱先生说，他改错了，这是“oxymoron”（矛盾修辞法），不宜粗线条处理。第二天巴农查了字典后承认，过去自己并不知道这个修辞术语。又据社科院的赵一凡博士讲，钱先主对法国伏尔泰等的哲理小说就具有深厚兴趣；要了解钱先生的哲学观和人生立场，伏尔泰的《老实人》不可不读。据笔者对钱先生各种论著的阅读，知道罗、赵两位先生对钱先生的论述确实不虚。例如，1947年钱先生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论，其中辨析了英文的“存在主义”一词，说他自己有一部雅斯贝尔斯1938年出版的《生存哲学》，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卡缪的《希齐夫对话》要早四五年，“近来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著作有了英译本，这派哲学在英美似乎也开始流行。”这段话虽不是专讲法国，却也说明了他当时对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了解程度。在比较法德两国的文化观念时，他说：“在法国文评家眼里，德国文学作品都是浪漫主义的，它的古典主义也是浪漫的、非古典的；而在德国文评家眼里，法国的文学作品都只能算古典主义的，它的浪漫主义至多是打了对折的浪漫。德、法比邻，又同属于西欧文化大家庭，尚且如此，中国和西洋更不用说了。”他又说，法国大革命时，党人都管着仆人叫“佣人兄弟”，而读了法国七星派诗人的十四行诗，就应知道使他们颠倒的都是些黑美人。甚至连法国的漫画，他都予以关注。在一篇文章里，他曾说，19世纪法国有四幅有名的漫画，其中第一幅是国王路易·菲利普的肖像，在第二、三幅里他的面貌循序渐进地接近梨子的形状，结果成为第四幅里一颗带叶的梨子。这种漫画化的手法，钱锺书在小说中经常运用。例如在小说《猫》里，他借某角色的话来描绘主人公李建侯的身材，说他假如生在16世纪的法国，其身段的曲线美就会使许多女人倾倒爱慕，不拿薪水也愿意当他的女秘书。因为那时候的漂亮男女，都得把肚子凸出，法国话好像叫Panserons，鼓得愈高愈好，跟现代女人的束紧前面腹部而耸起后面臀部，刚好相反。李建侯算得上是法国古代的美少年。
尽管钱锺书非常热爱法兰西文化，但对法国人的某些品行却很不以为然。《围城》里有句名言：“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又说法国人在国际上的绰号是“虾蟆”；法国人有一种迷信：太太不忠实，偷人，丈夫做了乌龟，买彩票准中头奖，赌钱准赢。
钱锺书对法国人的调侃当然是出于开玩笑，读者应有一些幽默感，别当真。法国人对钱先生的这些幽默调侃就颇为豁达，而他们对钱先生的著作，却是非常重视的。1983年，法国学者皮埃尔·里克曼斯率先用法语介绍了钱锺书关于诗与画关系的著名文章。三年后，法国人出版了《诗学五论》、收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通感》、《诗可以怨》，《宋诗选注序》与《谈艺录》开篇的《诗分唐宋》。这册书笔者在德国的书店里曾经见过。书的前言说：“如果没有钱锺书，没有他在北京清华大学与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多于四分之一世纪的工作，中国文学的未开化状态恐怕会持续好多年。”又说钱锺书的著作能够“引导我们进入诗人的心灵和诗的王国，从而使我们叹为观止”。《围城》的法文译者是塞尔望－许来伯女士（SylvieServan?Schreiber）。法国学者对这部小说给予很高评价。阿兰·帕诺伯的文章说，钱锺书的名字在西方足以与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相提并论。法国汉学界早已熟知钱锺书。西蒙·莱斯断言，钱锺书无可辩驳地是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其他中国小说所缺，却为《围城》所有：它形式完整，严谨的结构使各章混成一体；它气势雄浑，凝重集中，从日常琐事中提炼出了宏伟的画面，铺排成连绵的故事。钱锺书以其渊博的学识，凭借其贯通中西学典籍的功力，大胆而出色地向读者对照比较。故若不借助于这位专家中的骄子的启蒙去涉猎中国文学批评，实乃一大撼事。有的法国学者甚至呼吁：应该授予钱锺书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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